保障房“钱紧”，于是一系列财政扶持政策接踵而至。先是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募集的资金应优先用于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继而财政部与住建部又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资本金足额到位，尽快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各地可按照20%比例，测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资本金需求。此前，财政部已经下拔中央补助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617亿，占全年预算59.9% 。

　　2011年宏观经济一直面临资金紧张局面，银行缺钱，房企缺钱，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下滑，但中央政府力挺保障房建设的决心不变，在经费筹措方面亦不遗余力。种种举措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政府财政由过去重点支持基础建设拉动经济向保民生促稳定转移。

　　如果清点一下国家财政的入账，也许会发现钱袋子其实并不窘困。有关2011年前五月全国财政收入情况显示，1~5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46820.0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349.67亿元，增长32%。但绝对数字的高增长不能掩饰多年来财政支出惯性下的入不敷出。

　　同样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财政赤字首次突破一万亿，考虑到风险，2011年将赤字计划下调至9000亿元。而新近披露的全国地方融资平台10万亿的债额，更令人忧心政府财务的安全性。

　　一方面是GDP的高成长以及政府财政收入超GDP的更高增长，另一方面是日积月累的高负债和财政赤字，政府收支状况令人费解。

　　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国财政情况，人们会发现一种“国”、“民”财富的分化。政府财政收入增幅长期高于GDP增速，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除1994年至1996年财政收入增速低于GDP，2000年以来一直远高于GDP速度成长。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比重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至30%，远低于欧美60%的水平。同样一块蛋糕，居民和企业分得少了，政府财政分享的就会多起来，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也正因此，“十二五”规划有矫枉之动议，才有“国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的提法，这也呼应了“让民众分享改革红利”的公众诉求。

　　显然，中央已然意识到过去的财富分配失衡所隐含的潜在社会风险。于是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保障房跨越式发展计划，以及各种减负减税和惠民方针。2011年出台的多项惠民举措可作注解：先是个税起征点提至3500元，有至少6000万人受益；继而奢侈品进口税的降低，也能让中高收入者得到实惠。政府财税的让利，无疑是要将财富蛋糕中属于公民的一份加大。其中，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庄严承诺，则是最大的一份让利。

　　但财政支付的转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政府对财政投入向基建倾斜的惯性一时难以扭转。2010年数据显示，当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猛增5700亿元，达到7500亿元。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却达到了9000多亿元，由政府主导的基础投资和公共建设一直是中国财政的重要付出。今年保障房任务加码后，各地财政叫苦连天，其原因之一就是未曾将保障居民住房列入短期投资计划。

　　但财政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中央政府提出的减缓经济增速、减税、压赤字、保障房建设目标，从这一系列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转型的鲜明走向，即已从昔日的“先生产再生活”的战时经济转向生产与生活并重的均衡发展思路。生产无非是为民生，但一味求生产也可能与民生取向背离。中央的财政支付的转型其实质是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型，即以强大的社会财富集中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单纯的GDP增长已非第一要务，如果地方政府仍固守GDP为中心的增长方式，再多的政府财政也会不足。于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税收与保障房这一降一升之间，可见中央政府的发展方式转型的决心。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下决心改变原有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决心砍掉或挤掉在建和未建的某些基础设施投入，尤其是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个基本住房保障尚未解决的国家，建设高、精、尖的世界一流的机场和铁路以及世界级的运动场和公园，是否真的必要？

　　可以预见，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选择间，财政越来越将倾向于保障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