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流拍

　　曾被冠以“农村土地流转第一拍”之名的北京平谷4700亩林地，沉静近3年后8月31日终于走向拍卖台，但最终却依然未能成功出阁。

　　“我很失望，这个结果太糟糕，以后不想再做农村土地的拍卖。”北京艺海拍卖公司总经理徐应德在拍卖结束后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而在三年前，记者第一次因为平谷土地拍卖接触他时，徐曾对农村土地流转拍卖曾充满信心，他甚至憧憬着，未来能够有许多的农民再来找他拍地。

　　拍卖结果显然出乎徐应德意料，580万元的起拍价，竞价到1000万元就陷入暂停状态，虽然后来在拍卖师的鼓动下，报价缓慢上涨，但却最终止步于2000万元。

　　对拍卖结果失望的不只有徐应德，拍卖结果被公布后，坐在前排的平谷区政府的人员，面对蜂拥而上的媒体均选择匆匆离去。平谷区农工委副书记周建林此前曾表示，“希望把它做成示范项目，带动全区土地流转工作。”

　　一个细节是，在艺海拍卖的邀请函上，北京市平谷区农工委、北京市平谷区经管站、北京市平谷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北京市平谷区旅游局、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政府均位列主办单位名单上，平谷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一个不少。

　　拍卖会上，平谷区曾试图略微提高报价促进成交。2000万元报价遭遇冷场后，拍卖师在与多方沟通后，不得不停下来询问竞拍积极的99号，是否可以承受3010万的报价，但99号却在反复思考和商量后，表示放弃。

　　8月31日在“好日子”的歌声中风光开场的 “北京淘金谷旅游景区70年经营权转让”拍卖会，最终被拍卖师宣布，因为没有达到预期价格而流拍。

　　不值3000万元？

　　2008年10月中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民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权。随后平谷区便传出通过拍卖转让承包的万亩山地的消息，被诸多媒体称为“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第一拍”，三年后重启拍卖，当事方都曾对此信心满满，但为何竞拍人给出的报价却不能达到标的提供方的心理价位？

　　“2008年10月土地流转政策刚出台，年底就拍卖，略显仓促。‘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第一拍’在操办过程中暴露了确权不明、边界不清等种种问题。”

　　平谷区农工委副书记周建林称，去年底平谷区对4700亩山林的四至边界予以确权，为该景区办理了平谷第一份林权证书。

　　但这样一个看起来合法合规的拍卖似乎并未能吸引来竞拍人给出高价的兴趣。

　　竞拍者001号的同伴告诉记者，他们来之前的心理价位就是2000万元，超过2000万元后，他们认为这块地就不值。001号也是现场举牌最积极的人之一。

　　“拍地只是第一步，开发还要花很多钱，报价太高我们要考虑他的性价比，有这些钱，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包一个山头，未必非要在平谷。”他说。

　　一位平谷村民无意中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透露了政府和村民的心理价位，“肯定比3010万元要高，而且高很多。”本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之前他们期望的标的价甚至可能高达1亿元。

　　曾长期关注平谷农村土地流转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平谷区政府对4700亩土地规划上的限制，是导致竞拍人热情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也直接影响到竞拍人的出价。

　　拍卖资料显示，淘金谷位于平谷区黄松峪乡塔洼村，林权证面积约4600亩，实际山坡面积超过1万亩，其中宅基地45．2亩，果林面积687亩。另3800余亩是可作为旅游、休闲、观光等用途的其他林地。

　　周建林强调，流转后的土地不得改变用途，承包人可进行种植养殖，但要建固定、永久资产，比如会所、宾馆，必须经土地规划部门批准。而竞拍人却对此项规定充满疑虑，001号竞拍者的同伴告诉本报记者，虽然淘金谷旅游景区号称有4600亩林地，但其中只有45．2亩宅基地可以建房子，这对于林地的整体开发并不利，加之周边的基本设施配套不足，进一步放大了后期开发时追加投资的额度。

　　警惕农村土地流转有名无实

　　平谷土地拍卖中让诸多竞拍人失望的限制条件，恰恰是当下农村土地流转的关键问题。

　　在拍卖会上，一位没有参与竞拍的人士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达着不满，他说自己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平谷的土地拍卖，但当地政府的规划不明确，导致他们公司在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的情况下，放弃参加竞拍。

　　“我们中宁汇通（音）资产管理公司曾经非常看好这块林地，在当地甚至成立了公司，专门做开发，但平谷区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规划，导致我们的工作进展很不顺利。”上述人士称，他们曾计划在当地开发一些教育、会议、培训之类的业务。

　　竞拍人希望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却并非相关部门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初衷。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张琦8月31日晚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候指出，国家打开农村土地流转的口子，初衷是为了提高农村集体土地的利用效率，并不是为改变土地用途提供便利，因此平谷区对土地用途的规定是合规合法的，但确实造成土地价值被低估，“商品房用地的价格和农地价格肯定不一样”。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诸多农村都开展了土地流转的实践，其中以北京、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周边郊区县最为集中。北京平谷县也是其中之一，在此次拍卖之前，平谷区已完成了十几宗土地流转，但涉及金额总计仅为3000万元左右。

　　与此同时是否能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最终让农民受益，也是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广东是农村土地流转最密集的区域，农民土地拍卖款多方投资，农民不仅得到当时的分红，还用拍卖款入股作为农民长期的生活保障，使农民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没有后顾之忧。”北京市言大律师事务所郑卫红昨日告诉记者，她曾接触过其他农村土地流转案例，其中关键点在是否让农民获得长远稳定的收益，

　　本报记者了解到，北京某郊区县也曾经传出过要拍卖流转承包的土地，但没有解决好承包人投资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农民对拍卖的反对意见。

　　“许多农村的土地流转，村集体都成立公司，应当让成为股东的农民真正享有股东的权益，参与监督公司资产分配与运作，政府应让拍卖给农民带来的利益最大化。”郑卫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