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天津楼市调控细则“津十条”出台，限购地域和范围有所扩大。在文件规定的2月中旬大限到来的最后一刻，各地楼市限购令遍地开花，并不断升级，这意味着什么？

　　限购升级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痛下的决心。以天津为例，这次“津十条”对限购的规定，在范围上将原来的“市内六区”扩大到全市，在房产上则将商品住房扩大到包含二手房。

　　限购升级的背后是中央威信的强化。此次在“新国八条”的要求下，各地限购令如期出台，中央调控意图得以不折不扣地贯彻。从2003年算起，楼市调控已经8年，曾几何时，人们担忧“政令不出中南海”，人们把“调控”说成“空调”，人们调侃“房价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无非都是担忧地方政府对调控政策的落实问题。但这次在限购令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这本身就可以说是调控的初步胜利。

　　限购升级的背后是政策执行力的提升。限购令之所以能够得以迅速完整落实，主要还是因为“新国八条”中，对于哪些城市要限购、限购的范围和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讨价还价的空间已经被压缩殆尽。事实证明，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只要中央出台的措施足够明确，可核查、可验证，就一定能够保证它的执行力。

　　限购的升级，更意味着这项政策的合理性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很多人质疑限购令的行政色彩，然而，须知，限购令乃至楼市调控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房子是给人住的，自住需求要支持，投资投机需求要遏制，这是支撑限购令合理性的根本所在。论证限购的合理性，只需要常识——如果是自住，在一个孩子尚未成年的三口之家，手中拥有两套房子难道还不够住？现实中，这样的家庭大多是住在一套房子里的，因此，“限购两套”、“卖一可再买一”的政策实际上还为子女替父母购房和改善型需求预留了空间。“限购令影响刚性需求”的论调让人匪夷所思，如果说两套房还不够用，那几乎可以肯定是在买房投资投机，这样的需求，就是不应该支持。

　　至于以户籍为标准界定限购引发的争议，则应辩证看待。应当承认，现行户籍制度存在某些不合理性，但限购令并非强化“户籍福利”，而是借用户籍来判断自住需求。如上所述，限购令的合理性建立在“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一基本常识之上，面对庞大购房群体，如何快速判断是否自住？现阶段，户籍恐怕是最简单办法。拥有户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常住，因此可以支持其购房，没有户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常住，因此才限制其购房。而且，限购令也并非“唯户籍论”，如果户籍不在当地，但纳税和社保记录达到一定年限，也意味着常住，同样拥有购房资格。至于户籍既不在当地、也没有一定时限纳税社保记录的人，就几乎可以肯定其并不在当地工作和生活，这样的人在当地购房不是投资投机又是什么？对于投资炒房、赚钱拿走的外地购房者，对其加以限制有何不对？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限购的合理性，我们就有理由将限购长期化，还房地产市场居住属性的本来面目。有人认为，长期限购会妨碍人们将房产作为财产保值工具的权利，特别是在通胀预期背景下。事实上，如果想以投资抵抗通胀，完全可以投资股票、黄金、邮币卡等产品。有人说“房产是最好的投资品”，这倒是事实，在股票、黄金等市场上，由于投资对象都非生活必需品，一旦价格畸高，就将有人退出，缺乏后续接盘者，高价将无法持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所有的投资品都不如房子，因为在楼市，不论炒房者把房价炒到多高，都会有一部分真正的“刚需”被迫贷款、借债甚至三代人凑钱来买房，为炒房者提供持续稳定的接盘力量。换言之，投资别的东西，都不能像投资房产那样“绑架”普通民众，这正是对“房产是最好投资品”的最好诠释，然而，这样的投资行为带来的是社会不公的加剧，我们怎能再让它持续下去呢？